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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0

很多人在3Q大战中,产生一种幻觉,所谓垄断的幻觉。

这种幻觉的始作俑者其实是腾讯!

在明明知道把两个企业的商业竞争行为扯上用户之后,会引起激烈反弹,却依然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这说明已经拥有6亿活跃用户的腾讯以为自己是一个垄断者,也自然拥有了胁迫用户选择的权力。

很显然,倒退几年,在没有飞信、没有MSN、没有阿里旺旺的年代,这样的垄断权力的运用可能会生效;在没有游戏、没有团购、没有淘宝、没有微博的年代,这样的垄断权力的运用也可能会生效。

但是,这些也只能是假设。通过垄断用户社会关系(联系),从而实现对用户的深度粘性和捆绑,即使电信运营商的目标也是腾讯这样的IM巨头的目标,但是,问题是,在垄断用户社会关系之后,如果运营者意图胁迫用户做出选择的时候,就有可能冒犯了用户的隐私底线,此时,运营者提供的便利工具成了恶评口碑的利器。

腾讯以为垄断了,其实即使假象,也是一颗雷。

有垄断幻觉的,除了腾讯,还有所谓司法界的人士。律师上书、学者坐而论道,肢解建议者有之、为民请命者有之。

在中国的反垄断法和反垄断局成立之后,这些人鲜有能够实践的机会,这次3Q大战,终于给了他们彰显自己存在的机遇。

但是,到底腾讯是不是垄断?其垄断行为对竞争对手和用户造成了那些可以有据可查的且性质恶劣的影响?

要知道,仅凭推断和预测,是不能成立的。而且还要看其主要的业务竞争对手的情况。是否对用户深度锁定并据此滥用用户支配地位?是否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恶意打击竞争对手?用户的自由选择权是否收到严重损害?其一家独大是否为产业的进入设置了很高的门槛?

这些问题不是凭感情和一己之私就断定腾讯垄断的。说腾讯垄断,恐怕除了腾讯之外,国字头的行业巨头都笑了。

互联们的垄断,只是幻觉,只是商业利益竞争的口诛笔伐的代名词!

2010-11-09

在我的印象中,把上访作为寻求救济的方式,应该是普通百姓面对屡屡越界的公权力时无奈的唯一选择。

在围观3Q的大战过程中,现实再一次冷酷的逼迫我清醒:没有人和企业能够免俗,即使市值千亿者和用户数亿者如腾讯。

在公开的媒体访问中,马化腾先生表示:从…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找政府各个部门沟通,并向公安部门报案,民法那边的诉讼也有提交,我们希望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但: 相关部门在两三天之内能够制止外挂的蔓延是比较困难的,一开始我们也是希望停下来不能传播,就根本没有后面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做了另外的一个自救的行为。

也就是说,通过让用户二选一站队,腾讯开始了一次壮士断腕的悲壮之旅。

腾讯发布后上,其公司员工熊明华先生表示司法过程非常缓慢,腾讯做出不兼容360的决定也是迫不得已的行为。这说明法律救济在可能既不具有时效性,也不具有可行性。

其实这和小民在面对公权力的越界时所采取的行为并无二致,不是去找法院,而是去找政府!

但是,腾讯们知道,仅仅从技术上去给老爷们作说明,可能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他们为了达到效果,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方式:捆绑数亿用户。

在今天公布的马化腾专访中,表示:“采用避险动作的时候可以说加速了这个决策,否则的话至少拖两天”。

显然,腾讯式的上访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马化腾先生在专访中说:“行政命令要求对方必须把这个软件召回,而且要删除卸载,我们也可喜地看到他们开始被迫召回”。

可以说,互联网们在这次3Q大战中,终于学会了新的上访方法:

弹窗制造先期舆论—观察对手和管理部门动向—-捆绑规模用户制造紧张局面—–引起社会舆论哗然—–引起管理部门注意—–绑架管理部门—-管理部门为了稳定需要出面行政协调—–双方各退一步—–进入一个由政府信用作担保的竞合局面—-各大欢喜。

在这里,政府权威得以强化,竞争者之间得以平安,媒体获得眼球,法律被冷落,用户利益被搁置。

最大输家是用户和法律制度,腾讯式上访,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也给了我们新的悲哀。

改革开放N年之后,发生在自由竞争市场领域的商业纠纷,如果最后一寻求权力救济的方式和谐落幕,不知道是谁之幸,谁之哀!?

注:本文无意评判腾讯公司的对与错,商业公司的任何选择必须适应其所来意生存的环境,相信腾讯公司亦属无奈之举。本文只是对发生在中国互联网领域的竞争行为做出的评判,文中腾讯公司可以提换成任何公司,相信发生类似竞争行为是,他们也会做同样的选择:找政府而不是法院!

即以此文并希望惊醒梦中人。

2010-11-08

中国的新兴中产阶层已经沦为了任人鱼肉的地步。这个贷款买着房开着或高档或低档的车一直自我感觉良好高人一等的阶层,在2010年11月3日的3Q大战,被重重的羞辱了。

在腾讯的二选一中逼迫中,新兴精英阶层的悲剧开始了:工作的重要性意味着电脑的安全需求是第一位的,而其他游戏沟通相对于生存和发展来说是降到了第二位。

这个阶层开始愤怒了,但是,可惜,3Q的双方尽管口里都说尊重用户,但是这个用户并没有包括中国的精英阶层。因为他们知道,既有安全需求也有娱乐需求的人数是不多的,并且这个阶层已经在互联网之外的领域早就习惯了逆来顺受,除了口诛笔伐之外,这个阶层已经没有任何坚硬的东西,即使是指甲这样的物件。

既然娱乐需求并不是背负着沉重负担的精英阶层的第一性的需求,那么拿来被牺牲也就理所当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是互联网们不尊重市场,不尊重用户,其实他们是实在的知道自己的用户到底在哪里。

记得参加一个论坛的时候,有人说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实在在农民工打工妹哪里,而绝不可能是穿着西装开车轿车玩着ipad听mps的白领金领那里。

看似悖论其实道出一个凄凉的现实。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3Q大战的输赢结局早已注定。自我感觉良好的精英及其文化从来就不会是,也不能,更不可能在当下成为主流,也不可能成为人数众者。

在失去互联网这一块中国精英阶层自以为属于自己的领地之后,可以说,中国的精英阶层将成为漂浮在空气中羽毛。愤青化的哀号将成为他们存在的唯一证据。

而这种哀号,将淹没在隆隆的机器声和升平的的娱乐至死的歌声中。

在360和腾讯的桌面战争中,我只看到了一团渐行渐远,孤独的被抛弃哀号的人群,在自娱自乐。

精英阶层之没落的纪念碑,或许应该刻上:始于公元2010年11月3日之殇!

中国十几亿的人口市场,注定中国的互联们可以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司、最赚钱的公司、最有发展潜力的公司,最令人敬畏的公司,“最中国”的公司……

但是,中国的互联网们注定不能成为伟大的公司,注定不能成为值得尊敬的公司……

中国的互联网们注定不能伟大。因为互联网们没有对人类普适价值的尊重,所以互联们没有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的决心。

中国的互联网们注定不能伟大。因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充满了关键词,以及因关键词而衍生的生存和利益链条。

如果说中国的互联网们在每一个角落都有关键词以及类关键词的东西存在,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关键词分布范围之广以及词汇数量之中,恐也是前无古人。

中国的互联网们注定不能伟大。因为,不作恶从来就不是他们的底线。

在中国寻找一个没有审核,没有屏蔽、没有删帖、没有过滤、没有用户信息滥用、没有霸王服务条款的互联网服务或者应用或者软件,恐怕困难的程度不亚于海底捞针。

中国的互联网们注定不能伟大。因为在组织需要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承诺你的隐私还能成为隐私。而这种需要可能只是在悄悄的幕后,而作为隐私拥有者的你既不会知情,也没有决定权。

当然,我们不能对互联网寄予太多希望,也不应该有太多奢望。并不是他们不像伟大,而是我们的贫瘠的环境土壤,不可能培养出伟大的互联网企业,竞争和生存环境的恶劣需要他们注重短期利益。

所谓原则、所谓理想、所谓用户、所谓上帝,即使有,我们也只能当你能朗读的文字瞅瞅而已。

不能当真,否则你就真的成了不明真相的群众。

互联网不需要伟大,他们也不想,我们能够做的,只有用脚投票了。

2010-11-05

腾讯和360的桌面战争,使得2010年11月3日载入中国互联网史册,并不是因为经典商战案例,也不会是因为跌宕起伏的公共攻防,将是因为中国互联网们对契约精神的无情漠视和对用户意愿的恣意践踏。

显然,中国的互联们犯了明显的左派幼稚病。“缺乏“策略性”,即不知道应该怎样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这一轮桌面战争的最主要特征,也是互联网们犯了左派幼稚病的主要特征。

显然,你知道,我说的是争斗的双方把数亿用户作为筹码捆绑到自己的战车上的行为,挟用户以令对手,以令天子,以令用户。

作为互联网们衣服父母,生鸡下蛋的用户们,除了被他们挂在嘴上,写在公开信上,发布在不胜其扰的弹窗上,其实并没有被互联网真的敬畏和恐惧。

因为,用户接入网络的电脑成为他们的战场,用户安装的软件成为他们安装在你床头的不能关闭的也不知何时会发通知给你的大喇叭。

显然,发生在互联网上的争斗让我们看到,曾经光鲜,曾经充满理想的互联网还处于幼稚的童年,竞争没有底线,还不会计算所可能承受的后果,最关键的是缺少足够的策略。

街头文化蔓延在互联网,拉帮结派,忽悠攻讦有之;扎堆起哄,恐天下不乱者有之;坐山观虎斗,渔翁得利者有之;悲情者有之,愤怒者有之。

互联网们在组织上的左派幼稚病显露无疑,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宗派山头林立。

互联网们的这种左派幼稚病既是中国制度环境的必然结果,在一个缺乏信任,契约精神匮乏,崇尚权力,制度救济乏力的环境中,我们也不能指望互联网是一块净土。

互联们提供的聊天、杀毒、电子商务、门户等等,却没有普遍服务的强制义务。幼稚的互联网或许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看来希望能够跨越这个阶段也会犯上左派幼稚病的机会主义错误。

在如何对待用户上,恐怕互联网还是要向电信行业学习一下。用户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互联网街头文化的筹码。

2010-10-29

  物联网博览会在无锡隆重举行,在我等看来,所谓博览会者,当是充满商品充盈货架,琳琅满目目不暇接,但是物联网博览会是否如此,或许值得观察,不要弄成一个旧货杂货集市。

  不过我们中国追捧概念的能力在感知中国被提出来之后,再一次得到新的验证和升华。

  冠以感知的物联网项目、会议、课题陆陆续续的付出了水面,物联网冲动,在向纵深挺进。感知中国正在开始形成自己的内涵。

  1、感知矿山——中国矿大提出的概念,“感知矿山”建设的核心内容就是保障煤矿安全的“三个感知”,即感知矿山灾害风险,实现灾害的预警预报;感知矿山设备工作健康状况,实现预知维修;感知矿工周围安全环境,实现主动式的安全保障”

  我们希望能够被感知的不只是矿山,还有对安全和生命关怀的良知。

  2、感知太湖——缘起太湖蓝藻的誉满中华。据说““感知太湖”对蓝藻的防范监控及时有效,取代了之前每天依靠人工取水、实验室化验的老办法”。

  我们希望能够被感知不只是被污染的湖水,还有出于对民生健康的敬畏。

  3、感知平安——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与无锡市公安局,在公共安全领域的物联网应用,据说该项目被期望为“以技术创新驱动公安实战应用和社会管理创新,符合当前物联网产业发展和公安工作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们希望能够被感知是实实在在的平安,而非小民百姓的如芒在背。

  4、感知成都——,成都市在双流大兴土木,提出感知双流。据说成都有意把双流打造成为“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物联网技术孵化和产业化基地。该县计划在感知水务、感知医疗、感知物流、感知电网、感知环境、感知农业等领域试点物联网技术运用。

  我们希望能够被感知的是实实在在的产业能力的发展,而不只是当地的房地产。

  5、感知健康——恰逢新医改大行其道,以信息化为支撑的医疗改革自然不能错过物联网盛会,感知健康正在被医疗行业的从业人员屡屡提及。李兰娟院士在《国家数字卫生战略与物联网应用》的演讲中表示,感知健康有着个性化(从被动看病到主动预防保健,无缝隙享有卫生保健服务)、区域化(孤立大医疗卫生资源到细分共享协同的区域化医疗卫生资源)、信息化(集成现代电子、工程、信息和系统生物工程等科技的医疗卫生技术)的特点

  我们希望,物联网从房地产走向民生,当从感知健康开始,能够被感知的中国,不只是隆隆的机器声,还有人心。

  6、感知校园——作为校园安全的应用,早期报道无锡的幼儿园建设的“感知校园”由公共区域的摄像头、温湿度传感器等硬件以及校园安防网络等组成。无锡海专门在教育行业印发《无锡物联网技术教育应用示范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推广影像感知,建设平安校园。北京的幼儿园开始部署校园安防系统.

  我们其实更希望看到的是真正的能够以事前预防为主,感知校园,最好系统永不启动,人防、技防、物防、制防,不如不设防,让校园归于平安,竖起一堵堵高墙恐非根本之道。

  感知的中国,当时和谐的中国,但是又有多少感知可以重来,我们拭目以待。

2010-10-26

  10月25日,发改委工信部发出通知,要求在北京等五城市开展云计算示范工程,很显然,这是两大部委为10月18日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的配套。

  标志着云计算开始正式进入主管部门的视角,并开始着手落地。国内的云计算产业开始看到希望。

  显然,在试点城市选择上,北京上海作为信息产业的传统强市,入选理所当然,毕竟有关的理论研究、设备生产制造乃至用户需求,都有明显优势。而深圳和杭州的入选,不能排除与三网融合密切相关,这两个城市显然将在三网融合的视频应用领域对云计算有显著性需求;而无锡,作为总理钦点感知中国中心,物联网的云计算应用需求自不待言。

  当然,这五个城市其实也同时都是物联网、三网融合的试点城市和最积极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有充分理由让他们走在前面。

  中国的公有云计算服务,迎来了自己的政策推动的新机遇。这些机遇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三网融合中的视频公共服务。传统视频互联网化已经传统媒体资源数字化及其整合的趋势,对公有云计算具有强烈引致需求

  2) 无线城市,数字城市建设的信息服务。

  3) 以信息化为依托的新医改公共医疗信息服务。

  4) 物联网的信息服务。

  在这些服务中,既有IaaS的需求,也有SaaS的需求,既有个人的需求,也有企事业的需求。但是很明显,这些需求均具有浓厚的行政推动色彩。

  挑战也并非不显而易见。

  1)是否有足够的信息汇聚成足够的云,是最大的挑战。寻找到足够的有价值的可以向公众开放的信息,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2)云安全,并不只是一个标准和法律完善的问题,对企业和个人来说,还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信息保护的承诺及其违法承诺的惩罚机制是否足够的可信,并可以执行。

  3)服务的价格,先进的技术变革不要成为服务涨价的理由,否则,市场是否愿意买单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市场的长期买单,云计算的发展将不会是可持续的。

  4)何谓云计算的核心技术或者说在云计算领域标志中国具有了核心竞争力?恐怕是政策在寻求,市场需要回答的问题。

  当然,云计算是否能够成功,个人愚见,并不在出台多少支持云计算发展的政策,所谓功夫在诗外,真正能够撬动云计算发展的,是那些对云计算有需求的产业的发展。

2010-10-19

  现代消费者行为学告诉我们要尽可能的收集并分析用户的行为数据,以了解用户的偏好,从而实现产品销售利润的最大化。互联网的出现,尤其是即将步入新的发展台阶的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对消费者行为的跟踪和数据的收集的技术门槛几近消失,其广泛性和丰富性变得令人叹为观止并觉得不可思议。

  由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用户隐私泄露的担心日趋高涨,纠纷也逐渐增多。当前发生在中国互联网业360和腾讯的口水纠纷以及最新的Facebook被媒体爆出许多最热门的应用一直都在将用户的身份信息发送给第三方公司的事件,正在刺激着我们日益敏感的神经。

  以经济理性人的假设,对于放在自家仓库里的用户隐私,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企业是有着强烈的冲动对这些数据加以再利用,不管是提高自身产品研发销售的针对性,还是提供给第三方以获取更多收益,此时,用户隐私就像智慧树上的引诱夏娃的苹果。

  当竞争和生存的压力变大时,这种诱惑就显得是那么捷径,而当法律和社会制度的约束失范时,这种诱惑更会来的肆无忌惮。

  那么,显见的现象是对用户隐私的肆无忌惮的窥视和滥用。尽管某种程度的隐私授权和监控手段正在由一些大的具有自律精神的互联网企业提供给用户,以获得用户更多的信任,但是整体外部制度环境的规范性的缺失,使得发生在中国的对用户隐私的窥探和信息滥用的严重性可能要远甚于国外。

  这是因为既缺乏事前的监督,更匮乏时候的约束,而违法的成本又是并不那么高。

  当用户能够理性的预期到隐私数据的被滥用,也肯定能够预期到,那么,他们符合逻辑的选择自然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隐藏自己的真实数据,另一方面只要有机会和可能则提供虚假的信息。

  这么的局面在用户和互联网企业之间陷入了博弈论的囚徒困境,以至于无解。这基本是目前中国移动互联网元年,中国的产业环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与用户隐私信息密切相关的业务都还处于瑟瑟的寒风中颤抖:

  比如位置业务,呼号多年而未见有本质起色,尤其是面向个人的位置信息业务;比如移动广告业务,依然颤抖在垃圾短信的隆隆炮声中;

  而目前,令人悲观的是,对用户隐私数据的保护盒使用,除了市场自律和用户的自我挣扎之外,还鲜有听到来自管制部门的这只能够破解囚徒困境的有形之手的声音和构想。

  从增进用户与企业的长期合作来看,以及从优化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产业环境来看,管制部门应该到了有所作为的时候。这是因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以个人为基础的,没有对个人用户数据的合法使用和保护,或许就没有移动互联网,尽管此言有点危言耸听。

2010-10-18

  稍微有点资源的互联网巨头,稍微有点前瞻性的电信运营商,稍微有点想法的互联网创业者,都在筹划并实践一个事情:为第三方提供平台!

  这个名单包括互联网巨头如谷歌、Facebook、搜狐、新浪、百度、腾讯、迅雷、人人……;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电子商务服务商淘宝、京东……;终端制造商苹果、三星、诺基亚、联想……;增值应用服务平台商有米、沃勤…;当然,最值得期待的还是那个超级网银的第三方平台….

  显然,用第三方平台形成产业联盟,获取竞争优势,一方面说明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开放性和产业联盟成了制胜的的选择,但是也说明,用平台为主要载体构建半封闭的生态竞争系统成了各方不约而同的选择。

  从平台提供一方来看,重新梳理自己的优势资源,不论是内容、技术、渠道还是用户资源,用平台的形式拿出来与第三方共享,对这个第三方来说应该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利好,毕竟和大公司相比,这些第三方受限于技术和资本的门槛,如果没有外力支持,不可能获得有优势的资源的支持。

  以此之心态,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三方平台的合作理念的设计上,很多平台提供者在合作流程、服务提供、产品评估选择上,具有把第三方的应用开发管理内部化的倾向。

  这些倾向即表现在对有关产品创意优劣或者质量的评估上,也表现在对好应用的推荐和资源倾斜上。问题是,如果平台商自认为能够发现市场需求,那么悖论就在与第三方就是多余的,那么如果这个结论不成立,所谓的平台上对应用的指导和资源主动选择性倾斜就显得多余。

  从平台使用者第三方来看,对营销资源和用户资源的需求可能远超过对技术支撑的需求。当然这个结论来自于一个假定:技术的学习成本要远小于营销资源和用户资源的获取。但是,显然,很多知名的第三方平台却恰恰是以提供所谓技术支持引以为傲。悖论在于,对有好的创意的第三方来说,如何说服自己,当把创意提交给平台提供者的时候,自己的创意能够获得有效的保护。

  我们说,在这样的环境下,第三方平台将是一个勾心斗角的剧台,这一点,可能在国内将会尤甚。

  可以说如果只是注重技术性、工具性,第三方平台,只能说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海市蜃楼。

2010-10-13

  封闭性是电信运营商的天性,这既源于其全程全网服务的技术体制的特征,也源于上层建筑对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的顶层要求。作为封闭性的自然延伸,力图在所涉及的任何领域谋求主导权和控制权,也就是自然的。

  封闭性的存在,从竞争的角度看,即使电信运营商获取垄断的技术竞争优势,也是其获得垄断政策庇护的合法性来源,正是通过技术和政策设置的双重壁垒构建的封闭性围栏,造就了运营商的发展。

  同时,为了维护和增强这种封闭性,运营商也构建一个一套完整的运行良好的组织机制,并与这种封闭性形成了一个互相正向刺激强化的闭环。

  因此,从这个角度,运营商并不愿意放弃封闭性所带来的额外的外部性收益;或者对于运营商来说,由于自身企业制度设计和利益格局与这种封闭性的契合,使得放弃封闭性所带来的巨大的因利益格局再分配所导致的巨大冲突内部成本无法承受,而无能自身为力。

  这一点,是所有希望运营商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悖论。

  那么,很自然,当我们看到当运营商把触角伸向其他领域,尤其是素以开放著称的互联网领域,其谋求对产业链的主导和控制就成了自然之举。

  自然,这也成了互联网派的攻讦运营商的理由,其基础性的视角自然是从互联网的开放去论证封闭性将会给运营商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和后果。

  但是,令人惋惜的是,所有的基于开放性所可能带来的收益,对于运营商来说,基本只是属于逻辑推理的范畴,是理论的,而非现实的。因为封闭性的运营商的企业制度设计和外部环境,并没有使得运营商在这种开放中获得有吸引力的收益,相反,在运营商看来,对开放性的鼓吹,是蚕食运营商现有利润的一个谎言和陷阱。当然,互联网开放派在开放性的口号下,所讲述的成功的故事,在运营商看来,既不是其所需要的生存之道,更不是能够改变其发展瓶颈的成功之匙。

  并不是运营商不懂得开放的好处,只是,从内到外,没有人能够给予运营商一个充分的开放的理由或者足够的开放的压力?或者说,开放之后,对开放所带来的收益,如何在运营商和互联网之间进行分配,是一个严肃和严重的问题,也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否则,至少在经济激励上,运营商并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转向开放,他既无法说服内部的利益相关者,更无法向上层建筑解释因开放所可能导致的政治经济风险。

  对于运营商来说,封闭性所带来的好处和利益已经显而易见,曾经,并且现在继续发挥着作用;而所谓开放,既有内部系统性的阻力,又无足够的外部环境压力,理性的企业决策者将会如何选择,恐是显而易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