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支付吵吵闹闹了很多年,从标准之争到主导权之争,电信运营商和金融系打了至少已经三四年.在这个过去的三四年,整个移动支付产业的规模还是很小.

截止2011年底，我国移动支付用户数达到1.45亿户，全年发生业务2.47亿笔，人均一年交易次数不到2次,尽管交易金额接近一万亿元,但是平均每笔交易也就三千多元.

这些数字看似绝对值很大,但是如果按照每笔交易所产生的行业利润率来看,如果以5-10%的行业利润率,人均一年贡献的平均价值在150-300之间.如此低的用户平均价值贡献率,其实说明移动支付产业还并没有进入所谓高速发展期.

从一年的时间段来看,不足300元的价值要分配到芯片/终端/运营所/银行/商家等等如此漫长的产业链条上,恐怕养活自己都是问题.

面对这种尴尬局面,央行支付清算的有关官员呼吁企业要转变心态,去大力发展农村市场.一是可能认为农村人口基数大,而是农村人口的手机上网用户也已经成了规模,手机普及率远远大于电脑普及率,因此在技术替代性上,可能更容易在农村市场普及.

尽管这个方向没有错误,但是显然忽视了一项新技术的出现,从早期市场阶段进入成熟市场阶段所必需经历的条件.移动支付市场寻求规模效应是必然的,农村市场是能够带来规模效应的终点市场可能也是正确的判断,但是如果忽视农村市场的更低的价值贡献率以及农民自身知识条件的局限性从而对新技术新产品的接受程度的问题,那么只能说,这种呼吁企业去农村市场的说法是太超前了.

标准还在襁褓之中,大城市市场用户还不认可,农村市场也看是遥不可及,一个普遍为主流用户市场所接受的基础应用还没有出现,模式之争主导权之争还在暗流涌动,难道移动支付市场真的就无可作为了吗?

短期来看，可能的确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正确的认识到，当前移动支付产业还处于市场早期阶段，还并没有跨越从早期市场到龙卷风市场的那个鸿沟。

大部分保守的用户和企业还处于观望阶段。显然，改变这种观望气氛，不能指望支付下乡的宣传忽悠，更不能指望用户一夜之间醒来突然认知转向。

而所谓主流用户市场的基础应用，恐怕永远也不会出现。道理很简单，移动支付如果要成为主流应用，必须替代现在的主流支付手段，而替代，则是一个漫长和痛苦的过程。

这种替代如果采取由移动支付的主导厂商采取成本补贴的方式，比如运营商或者银行为最终用户或者上游厂商提供成本补贴，由于规模太大和产业链条太长，恐怕需要投入巨量的资本。

但是这种替代如果是一种技术替代，而这种技术替代，是从用户的终端上开始改变的，则容易的多。

比如Google在Nexus S上面采用NFC系统，据华尔街日报的报导，Google已经开始与Master Card、花旗银行开始秘密合作。据说Google的计划是打算让花旗信用卡的持有者登记使用，除了把手机当成电子货币包，Google还会搜集消费者购物习惯，并且对其发送关键词广告;而消费者也能利用app追踪自己的消费行为以及管理自己的信用卡账户。

因此，我们看到，如果谷歌的NFC系统成为安卓智能手机的标准配置，以目前安卓智能机在中国的出货量规模，和安卓智能机山寨化的趋势，或许移动支付的规模发展能够提前一点时间。

所以，移动支付融冰，恐怕不是寻找基础应用，而是要等待其成为智能手机的标配。当然，前提是NCF芯片成本足够的低。

中国的电信业改革，是一部以运营企业拆分与重组的历史。

这符合国人的癖好，也符合公众的期望，当然更符合利益者的需要。所以，之于中国电信业的改革，无论是主政者，还是在野者，对于改革建议的内容，现有超越拆分合并之策论的新论。当然，这也自然是因为，上有所好，下必迎之。

但是现在看来，在中国的电信行业已经处在了新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恐怕至于行业管理者和从业者，都难以抉择，而在这种纠结中，可能电信业的改革正在失去最佳窗口期。

纠结关键词之一：平衡

中庸与和谐，是我们根深蒂固的理念，反映在企业管理和行业管理上，也是如此，从来就没有人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企业也如是，为政者总是试图寻找某种可控制的平衡，当平衡打破时，往往不是寻求找到破坏平衡的原因并解决之，而是喜欢粗暴的喊停喊拆。

对平衡的纠结，也反映在对电信运营商的不同业务方向和服务方向的政策管制上。

纠结关键词之二：选择

是选择未来，还是选择现在?是选择行业利益均衡，还是选择国家创新?是选择偏居一偶，还是选择全球化?每一个问题，之于电信业的业务、技术的发展上，经营者纠结，管理者纠结，民众也因此分裂，当然，其实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对短视行为选择有人更偏好。

纠结关键词之三：交替

就像一年之四时，春夏秋冬有交替，已经逐渐失去增长动力的电信业，经济地位被交替、业务被交替、角色定位在交替、新老人员在交替。树欲静而风不止，频繁交替和动荡，被动的电信业如何恢复平静依然无解

纠结关键词之四：定位

公益?国企?外资?内着马褂外套西装的运营商，人格不分裂，精神也分裂，垄断，打架，管理者迷茫，员工迷茫，为政者也迷茫?

纠结关键词之五：发展

为了电信业十年发展而贡献的需要通过发展而获得补偿但是却面临行业衰败的现状，与客户、与行业、与员工，电信业还有共同发展，难题如何破解，恐在事外。

五大纠结，中国的电信业就很可能在这些纠结中错过最佳改革窗口吗?没有人有答案，或许答案也不重要吧。

导语

长期看，一个缺少竞争，不是依靠市场自然法则优胜劣汰，而是依靠行政牌照管制发展的行业，恐怕其制度成本会越来越高，因为有形之手的制度运行其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始终高于无形之手。

第三方支付迎来密集监管

随着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非金融机构介入金融中介服务的技术门槛巨幅降低，电子商务业务的突飞猛进则更是成为驱动第三方支付业务发展的直接驱动力。

在中国，以支付宝、财付通、快钱等为代表的非金融支付企业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正在成为中国金融服务市场不可或缺的力量。

这也同时迎来了金融监管层的密切关注。自2010年6月份颁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之后，围绕第三方支付的一系列行业管理办法陆续出台，这包括《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同时，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也应约成立，半官半民的行业组织的成立即为非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给予了正式的承认，也为行业内协调打下了基础。

如果不出意外，笔者预期央行和支付清算协会还将继续出台第三方支付细分领域的监管细则和办法。

这预示第三方支付监管进入深水区。

一个清晰可预期的政策，必将有利于行业有序健康的发展，尤其是在各个监管办法中所屡次重申的对支付风险和当时双方权益的保护，更加有利于规范泥沙俱下的第三方支付行业规范发展。

第三方支付管制的中立性稀缺影响

由于中国政府的行业监管政策从制定到出台，一般都是有行业部门负责，而这些行业管理部门或多或少的又与所监管的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的或者现实的联系，因此，这些监管政策往往具有部门利益色彩，而缺少中立性。

显然，在第三方支付监管上，这种中立性稀缺的现象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这一点，从央行对第三方支付在金融服务中历史和现实地位的认识中就可见一斑。

在央行看来，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是拓展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支付业务的广度和深度，一种“缓解银行业金融机构因网点不足等产生的排队等待、找零难等社会问题”的更丰富服务方式。

显然，这种认识实质上是把第三方支付定位为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服务工具的延伸和补充，是一种从属性的地位定位。

这种认识显然与中国以互联网支付为代表的非金融支付服务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现状的漠视。

电子银行，或者俗称的网银，早在1997年前后始自招商银行，后工农建中等各大银行陆续开通，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网银并没有获得突破性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网银的应用场景太少，比如很多用户开通了网银后却发现只能查询余额、简单的个人间转账等应用之外，并没有更多的用处。

而且在涉及网络交易的过程中，由于是直接付账的模式，在陌生的买卖双方之间很难取得信任。在这种情况下，纯种的金融系统并没有愿意迈出一步，解决交易双方的信用担保问题。

但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发展，并没有留给金融系多少机会，国内以支付宝为代表的互联网支付企业承担起了金融服务中介的信用担保职责并获得了迅速壮大和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说，第三方支付尤其是互联网支付在中国正规金融体系外“非法”存在并壮大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正规银行系统在微小市场交易活动中对信用担保以及账务活动中的不作为给了以第三方支付尤其是互联网支付为代表的民间中介金融机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而从现在央行对第三方支付的定位和认识上，把刚刚勃兴的非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还原为金融机构的服务工具的延伸和补充的监管意图，是在有点令人担忧。

金融服务的内向型监管

金融服务创新的内向型监管是说所有金融服务的创新不能离开现有的金融系的既得利益者，更不允许在现有金融服务格局之外有破坏性的创新者的出现。第三方支付的监管则恰恰属于这种内向型的监管例证。

我们知道，银行系统近年来面临着严重的“脱媒”挑战，银行在金融服务中的中介作用已经大不如前，尤其是在中国民间借贷资本市场的繁荣，更是使得银行系统忧心忡忡。

因此，在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上，央行显然把重点放在了应对非金融机构“脱媒”挑战上。

按照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要求，客户的备付金不属于支付机构，且必须托管到唯一的一家商业银行，并且在备付金的使用过程中，支付机构要接收托管银行对交易合法性的监督，例如央行要求“支付机构调整不同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头寸的，由备付金存管银行的法人机构对支付机构拟调整的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的余额情况进行复核，并将复核意见告知支付机构及有关备付金存管银行”

支付机构之间不允许资金转移，将使得银行成为制约支付企业壮大和发展的瓶颈。按照《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支付机构之间的货币资金转移应当委托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不得通过支付机构相互存放货币资金或委托其他支付机构等形式办理。

此规定一出，即使得支付机构之间的金融合作的可能性变为零，他们之间将只有竞争而不可能有合作。百联电子商务和上海农工商超市集团与支付宝终止合作即是例证。

这种唯一性的绑定要求以及要求托管银行的代理监管要求在本质上已经把支付机构在整个金融服务流程中置于银行的从属机构地位。

此外，在互联网支付监管上，央行实施的是行业特别条例。

互联网的开放性，全球性和不受时间和空间约束的特性给了央行对互联网支付特别监管的技术理由，而在第三方支付中独占鳌头的互联网支付企业迅猛的发展趋势则恐怕是央行特别监管的现实理由。

在互联网支付监管上，依然是一脉相承的内向型监管，跟进一步细化了互联网支付企业与传统银行的深度耦合。

例如，在实名认证上，要求互联网支付企业服务的客户的“交易账户的名称应与该客户所关联的银行账户名称一致”。同时对交易账户的资金要求个人不超过5000元、单位不超过2万元的余额。这极大的限制了互联网支付企业的沉淀资金规模，并对个人单笔超过1万元或者月超过5万元的交易要求支付机构对客户“身份证件影印件”进行真实性核实。

这些管制要求尽管理论上降低了客户资金的风险，也显然增加了支付机构和其客户双方的交易成本，对账户余额的上限限制则大大降低了支付机构利用沉淀资金获取收益的可能性。

其实把第三方支付还原为现有金融服务体系服务工具的补充上，从央行赶在2011最后一天发放的第三批支付牌照名单中也可以对此管中一斑。

在最有发展前途的互联网支付领域，三大运营商的支付公司纷纷缺席，获得的只是移动电话支付、固定电话支付、收单业务等所谓与三大运营商主业“密切相关”的领域的支付许可，反倒是那些地域性的中小企业获得更丰富的业务许可。

既得利益者的盛宴

评说央行缺少中立者的角色，其实在第三方支付上不只是对支付企业长期发展的定位与金融服务的延伸，而不是顺势利导成为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其实在许可证的门槛设置上，也严重的阻碍了新的中小非金融服务企业的出现，而是对现有市场格局的利益保护。

比如在注册资金规模上，全国性的支付企业注册资金门槛是一亿元，即使区域市场服务也竟然需要三千万元。

尽管从风险和资金安全的角度看，门槛要求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如此高的注册资金要求实质上把那些中小企业进入支付上拒之门外，是他们丧失了参与市场游戏的机会。

或许长期来看，央行应该回到中立者的角色上来，对第三方非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以放松管制为主，而不是厚此薄彼，以稳定和风险的理由让中国的非金融机构与世界同步再次错失良机。

2011年第四季度，对于苹果来说，是否将成为苹果历史上上一个令人难忘的转折的时刻：在到达巅峰之后，苹果在智能终端产业中，其利润率能够回落到一个正常的区间，从而使得智能终端市场显得正常起来?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尤其是在苹果2011年第四季度的抢眼表现，以及令人恐怖的整个智能终端行业利润的占比。

近日，据一家国外市场研究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11年第四季度，苹果的利润占比达到整个市场的80%，但是其市场占有率却仅为8.1%.

尽管笔者对苹果是否真的占据了如此之高的利润率存有质疑，但是，赚取了很大一部分的智能终端行业利润是不容质疑的。

按照市场研究公司Canalys在201年2月4日发布的报告，在2011年全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4.877亿部，Android手机出货量为2.38亿部，iOS手机出货量为9100万部。但是从平均单台设备的单价来看，显然型号众多力量分散的android不能与苹果相比。

尽管在发布报告的同一家市场研究公司分析师认为，在2012年，尽管三星是位居亚军的智能机制造商，但是在“时机”成熟是，可能智能手机的市场利润会“都流进了苹果的口袋”。

如果这个趋势加剧，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可能整个智能机市场都会被毁掉，因为如果一家公司在占据市场不足百分之十的情况能够持续的或许这个市场超过90%的利润，恐怕这个行业将会陷入停滞发展的危机状态，如果这种失衡不能被迅速打破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看到，面对苹果一家公司的超额行业利润汲取能力，智能机产业都在积极的采取行动，力求尽快打破这种失衡局面。

巨头之间的纵横捭阖，产业并购活动或者联盟活动频繁，即为此征兆之一，比如2011年摩托罗拉被谷歌收购，即为一个显著的例证。

由于摩托罗拉在手机专利上拥有超过一万七千多的专利，必将为安卓阵营通过专利共享以及在世界各地通过专利诉讼的群狼围剿战术实施对苹果的拖延和市场骚扰政策，必将对着世界主要国家队这项交易的批准而可能增多。

微软与诺基亚的联姻尽管一直不被业界所看好，但是这两家巨头所积蓄的力量和雄厚的资本以及在用户体验机终端市场的经验不容小窥，2012年年初，诺基亚CEO史蒂芬·埃洛普在情人节就表示，诺基亚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区，这或许意味着诺基亚在内部已经完成了震荡和整合，开始具备了在市场上一较高下的能力。

而中国市场，恐怕对苹果影响重大，这不但是中国最大规模的4G实验网已经如火如荼开展，中国电信市场格局进入新的竞争阶段，更多的不确定性还来自随着中国经济泡沫化的趋势显著，以及人工成本和政府对企业运行管制的增多，制造成本的上升，恐怕也会降低苹果利润获取能力。

2012，或许没有人能够上船，苹果即使上船，恐怕也难逃被拉下来的命运。

有媒体数据统计，2012年三大运营商资本支出或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相比2011年不到2500亿的支出，略有增长。

在全球和全国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电信行业投资在2012年还维持投资资本支出增加，实属不易，但是我们要冷静的看到，自2008年重组以来，连续多年的靠资本支出推动的电信行业增长正在越来越接近到增长的天花板。

3G网络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中国的三大运营商基本都完成了覆盖到县市级别的区域，短期之内在无线领域的投资需求不可能再有大规模的项目出现。

由于三网融合竞争提速，三大运营商和工信部主导的宽带提速经过2010年的政策预热，2011年的市场预热，预计2012年进入实质性的快跑阶段，尽管在宽带领域的资本支出规模需求庞大，但是从收益的角度看，这种大规模资本支出的可持续性令人怀疑，电信运营商面临着宽带普遍服务的要求和提速不提价的政策和市场压力，如何回收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支出的成本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影响宽带工程实施的制度性配套措施仍然没有本质性的解决办法，电信法出台看来依然遥遥无期。

4G在去年年底国际标准公布，4G试验网也进入了第二阶段，但是考虑到刚刚进入加速阶段的3G市场发展，何时开启4G依然是一个市场和政策双因子决定的变数。

而关键的问题中国的电信行业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持续增长的新途径，却同时面临着新的收入下滑的压力，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人口和土地等资源要素的转移能否给运营商带来新的增长机遇尚未可知，物联网的机器用户能否在短期内获得突破性规模增长还存在技术、行业壁垒、法律、需求等多方面的不确定因素;而来自电信行业外的竞争尤其是来自移动互联网的压力和竞争加剧。

行业管制增加所导致的运营成本的巨幅增长，这些都存在变数，从而可能是的中国的电信行业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不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解决。

依靠投资增长拉动的电信行业可能需要迫切改变增长结构。

社交神话已经被传了很久，但是始终是神话，执牛耳之社交先祖facebook即使有8亿用户，其营收和利润与在很多人眼里已经光环退却的搜索公司或者闷声发大财的游戏和电子商务公司，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facebook要上市了，这个社交神话倒地是不是只是个神话带来了检验的机会：

一个是检验资本市场是不是真的看好社交应用市场还是只是忽悠别人进场自己解套;

一个是检验是不是有巨大规模的用户是否能够打破互联网经济的免费魔咒;

三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公司能够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法在海量的社交信息流中找到盈利的可能。

如果鼻祖facebook能够成功，那么，互联网的社交神话不会破灭，关键是免费的互联网经济模式不会破灭。

这对那些创业的互联网公司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可以继续讲先积攒人气吸引用户然后成功赚钱的古老故事忽悠投资人的钱，当然投资人也愿意被忽悠;

对于那些做社交应用的公司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可以大讲特讲社交将是标配将是方向，给自己信心也给投资人信心;

对国内的当前还是以积攒人气的社交应用例如微博是个好消息，只要坚持，继续攒人气拉用户，就不怕不能坚持到能够像facebook一样发财的那一天。

如果facebook不成功，比如破发之后股价一直低迷，即使用户超过10亿，15亿还是营收只是谷歌的几分之一，恐怕神话就要破灭了，潮水退去，估计很多人就会被发现是裸泳了。

理由很简单，10亿用户的facebook都不能赚钱或者说都只能转点辛苦钱，在中国谁还敢说自己的应用能够超过用户数超过facebook，fb都不赚，你凭什么说你能够赚?

所以这会对社交神话是一个致命打击，也是对互联网免费经济模式或者说眼球经济模式的致命打击。

但是facebook能否成功呢?恐怕没有人是先哲，从内心，我是希望他能够成功的，因为我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美好的，也是和谐的，facebook正是以这样的理念在连接全世界的人们，让世界的变得更扁平。

但是是不是能够成功，我们只能祈祷，祈祷佛祖、上帝和真主都保佑它。

是否有永久免费的WiFi存在?答案是肯定的!

比如你去星巴克喝一杯咖啡，你可以使用它的免费的WiFi;

比如你去机场候机，你可以使用机场提供的免费WiFi;

比如你在北京的CBD、王府井商圈逛街，你也可能寻找到由北京市政府提供的免费的WiFi

比如你在海底捞这样餐馆消费，你也可以使用免费的WiFi。

比如你去度假村开会或者度假，你也可以使用酒店或者度假村提供的免费的WiFi。

但是实际上免费并不是说你没有付费，只不过你不是直接付费，费用已经付在了咖啡、机票、旅游、餐费、房费等等里面，或者由别人替你付费。

但是如果界定永久免费WiFi是一种在需要接入的时候而能够无需直接付费就能享受服务的话，以上这些免费WiFi实际上就是永久免费的WiFi。

因此，在免费WiFi服务上，除了运营商，各种商家、有点意识的地方政府其实都很积极，关键在于网络接入服务已经成为为消费者或者市民提供消费的最低配置要求，提供无线上网服务就像进了一家餐馆必须提供筷子一样。当然，这也主要是因为商家或者政府可以交叉补贴免费上网。

但是，运营商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很纠结。尤其是在运营商看重的人流密集的所谓热点地区，比如在机场、酒店、商圈，越来越多的业主单位开始提供免费的WiFi直接与运营商竞争。在免费与收费之间，消费者的选择可想而知!

可是运营商是在缺少可以交叉补贴的资源，把热点的确的WiFi免费提供给用户，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免费WiFi上，运营商就没有文章可做。

1)当面临免费竞争的时候，运营商的WiFi一定要免费，但是可以选择让用户参与某种业务营销广告互动、调查、推销、或者与第三方广告平台合作的形式，消费用户的时间或者注意成本。

2)在运营商自己的营业厅、贵宾室、办公楼、物业单位要免费，客户来你这里办理消费和去餐馆没有区别，你的网络接入服务也要免费。

3)运营商自己的业务平台可以使用WiFi免费访问。

4)在一些地区公布一些限定使用的永久免费的体验账户，其实也是可行的。不过要限制接入使用时间、接入的区域范围。

5)无线城市的WiFi可以免费?这个问题需要思考。

其实很久没有打字了，虽然最近也陆续贴了几篇文章，其实都是之前的旧作，一是因为最近电信行业实在不景气，没什么值得说的东西，二也是虽然热热闹闹的事情出了不少但是之前也都写过了觉得实在乏味。

但是春节总是要来了，在工作闲下来之于，不由得又开始我的习惯性的社会观察和思考，最近萦绕脑海的总是管制、限、实名这些词，尤其是广电总局前段时间的限娱令和最近的限广令，我禁不住最近开始担忧起来，如果电视连广告都没有了，我还能去看什么，要知道在我看来在中国广告导演是最懂观众的一群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可是广电总局竟然对此视而不见。

除此之外，打开各个网站的科技新闻就是各地运营商跟打了鸡血式的有关宽带要升级的新闻软文，这不禁让我担忧如果用户明天醒来发现网速还是那么慢是不是又会给人骂运营商垄断，不过不管如何，有关宽带中国的战略看似在一步一步的推进。

说了很久，还没谈到机顶盒，读者们可能会怀疑我是不是跑题了，其实没有，前面说的这两件事情其实都和机顶盒有关。

其实我们知道，对于有关部门来说，一道道的限娱令限广令有时候执行起来还是有很大问题的，要看台里是不是配合，遇到强势点的台可能总局根本就没办法，因为他没手段。所以有关部门自己搞了NGB，号称要建设一个可管可控的广电宽带网络，当然，还有那个集成播控平台，虽然在新闻媒体中已经很少出现在公众的面前，但是这些其实都是广电建设所谓可管可控的广电网络的关键点。不过只有网络和集成播控平台其实是不够的，要能控制每台电视机是离不开“机顶盒”这样的东西的。之所以说是机顶盒这样的东西，而不是直接说机顶盒，这就和我刚刚说的第二件事情有关：那就是运营商提供的互联网宽带网络可能会逼迫机顶盒成为变形金刚。

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是有互联网电视的，而且苹果、谷歌的互联网电视也已经都开始服务市场了，中国自己的电视机厂商也早已经有了互联网电视，但是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这些互联网电视可能需要集成一个指定的集成播控平台，所以在这样的互联网电视里，所谓机顶盒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内置的电视机里面的播控芯片。

这个设想很完美，至少从理论上、模型上和逻辑上，都无懈可击，如果这个设想完美落地，下次广电总局发布限娱令和限广令的时候就不用发文了，直接通过一个控制平台把电视台的一些节目给掐了就行了，俗话说就是直接给你上手段。

其实不只是给电视台上手段。

这种思路其实无可厚非，因为这是在中国，政府的管理社会的思路始终是保姆式的，你在生活和工作中总是能够看到一个正义凛然的守门员，他希望能够替你把好关，所以有人会替老百姓封堵黄网，有人会替老百姓拦截垃圾短信，当然也就有人来替老百姓决定什么是庸俗什么是高雅。

那么在三网融合这件事情上，有人说是部门利益之争，有人说是市场和非市场之争，也有人说是先进和落后之争，其实都不是，争得还是谁当守门员的问题，或者谁有能力有资格能不能当好守门员的问题。一个不能当好守门员的球员是一个没有政治前途的球员，即使你的球技再好，你看看某行业的运营商其实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说，机顶盒就像守门员的化身，它负责决策民众能看和不能看什么。

如此逻辑推来，在中国恐怕机顶盒产业是前途大好，那么实在是和骡子不能搭上半点关系，要知道所谓骡子是比它的爹妈驴和马都强壮的动物，但是又只能延续一次生命不能传承后代的动物。

所以不应该把机顶盒和骡子相提并论，况且在美国法国这样的友邦，机顶盒这样的产业也曾经获得风风火火的大发展，何况在中国有三网融合东风之利呢。

显然，这样的理解是缺乏前瞻性也缺乏国际视野的。世界主要国家都制定了自己的宽带战略，有线电视网退出历史舞台是早晚的事情，互联网电视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互联网视频网站已经成为视频消费的主战场，或者用一句话来说，基于宽带的视频消费是世界的趋势，所有的相关产业包括电视机制造商、内容生产商、网络运营商、广告运营商都将会转移。

所以话说到这里，也只能打住了，就像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对这篇颠三倒四没有逻辑的烂文，我只能用《机顶盒、骡子和守门员》来取名了。

监管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况且任何制度的实施都有其固有的成本，对于中国第三方支付来说，这句话恐怕更有悠远的意味。

在过去的两年中，第三方支付迎来了监管层密集的关注，行业管理办法陆续出台，尤其是在2011年最后一天公布的《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发放第三批支付牌照，更预示第三方支付监管进入深水区。

一个清晰可预期的政策，必将有利于行业有序健康的发展，尤其是在各个监管办法中所屡次重申的对支付风险和当时双方权益的保护，更加有利于规范泥沙俱下的第三方支付行业规范发展。

但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则是，为何互联网支付是需要特别监管的?或者硬币的另一面是严厉的互联网支付监管将会让中国的第三方支付产业失去什么?

或许在互联网支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我们能够寻找到部分答案。

互联网是开放的，是全球性的，任何基于互联网的业务都具有不受时间和空间约束的特性，因此，为了控制风险，办法要求支付业务处理系统的服务器及其备份系统必须位于境内;而互联网由于其开放性也使得各种非法活动滋生，对互联网支付交易对象的实名性验证要求和电子交易过程中数据的安全性要求则凸显了应对互联网特殊性的必要。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硬币的另一面：或许中国第三方支付将失去能够独立发展壮大并走出国门的机会。

这要从第三方支付尤其是互联网支付在中国正规金融体系外“非法”存在并壮大发展的根本原因说起：正规银行系统在微小市场交易活动中对信用担保以及账务活动中的不作为给了以第三方支付尤其是互联网支付为代表的民间中介金融机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而已风险防控为主的互联网支付监管，显然又把第三方支付机构与金融系正规军做了深度耦合，比如在实名认证上，要求“交易账户的名称应与该客户所关联的银行账户名称一致”，同时对交易账户的资金要求个人不超过5000元、单位不超过2万元的余额。这极大的限制了互联网支付企业的沉淀资金规模，并对个人单笔超过1万元或者月超过5万元的交易要求支付机构对客户“身份证件影印件”进行真实性核实。

这些管制要求尽管降低了风险，也显然增加了支付机构和其客户双方的交易成本，尤其是在互联网的地域性特征不明显的情况下，身份证影印件的要求可能只是增加了物流公司的收益。

而对账户余额的上限限制则大大降低了支付机构利用沉淀资金获取收益的可能性。

第三方支付，纯粹的变成了金融正规军的一个附庸或者说延伸和补充，这一点，从央行赶在2011最后一天发放的第三批支付牌照名单中也可以管中窥豹，金融系并不希望一个能够与之抗衡的准金融机构的出现，比如在最有发展前途的互联网支付领域，三大运营商的支付公司纷纷缺席，获得的只是移动电话支付、固定电话支付、收单业务等所谓与三大运营商主业“密切相关”的领域的支付许可，反倒是那些地域性的中小企业获得更丰富的许可。

即使有金融系亲儿子基因的银联，央行在牌照发放的时候，也是按照地域分而治之，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制度的成本或许就是如此，当前看，貌似风险管控更重要，但是长期看，一个缺少竞争，不是依靠市场自然法则优胜劣汰，而是依靠行政牌照管制发展的行业，恐怕其制度成本会越来越高，因为有形之手的制度运行其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始终高于无形之手。

听说北京市要重建奥运时摆在街头的数字北京信息亭，听说而已，我还没看见，也只是一些街上老妇的流言;据说当年600多个花了7000万，这不不到三年就要重建了，合着10万一个信息亭折旧用了不到三年。

而这次，据说要有1000个信息亭要被摆放在北京的街头，如果按照三年前的成本，至少也要1个亿了，是在不能说是个小数。

不过不知道这个项目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基本的数据，给我们这些北京的纳税人来说明一下，其实作为纳税人我们也就是想知道在过去的三年到底是谁使用了这些信息亭，都使用了这些信息亭的什么服务，都是谁通过什么渠道给这些信息亭的服务提过意见和建议，而这些意见和建议是什么?

作为纳税人的我们也并不想关心当初的决策和现在的决策是由谁做的以及中间发生了什么曲折令人想象的故事，我们只想问一下：究竟是谁需要这个数字北京信息亭?

要知道在北京移动电话的普及率超过了百分百，即使不能上网使用互联网的各种地图服务、旅游信息网站、餐饮点评网站、不能上网下载应用差厕所差公交，他至少也可以打电话使用三大运营商的12580、114、116114这些电话服务。即使是外来务工人员，恐怕手里没有手机的也实在是少之又少。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些市民和居民是不是还需要这个信息亭，除非有关部门能够把过去三年的数据统计给我们看看，到底是谁用过了这些信息亭?

当然，也有人会说，这些信息亭是咱北京的窗口，可以展示北京的名胜古迹人文风俗，更好的介绍北京展示北京形象。如果要这么说，那可就不是老百姓需要这个信息亭了，但是是不是在互联网上或者在电视上直接宣传比话费这么多钱浪费这么多地皮成本更低呢?所以这个理由恐怕也不能成立!

不过作为纳税人的我们恐怕聪明才智不够，是在不能高瞻远瞩想出来是谁需要这些数字信息亭，其实可能我们并不觉得重建这些信息亭有什么不妥，只是觉得自己纳税了，付出了，好好见的一个个信息亭成了摆设是在有点可惜。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到底是谁需要这些数字信息亭的友好和谐的解释。